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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章言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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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因此，他赞赏刘向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目之下的做法。
要言之，一般人对“《尚书》／《春秋》”区别的解释，章学诚是不同意

的：“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
[2]
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上》）
章学诚对“《尚书》／《春秋》”之别的内涵做了新的解释，《书
教下》中讲：“《尚书》无定法（B），而《春秋》有成例（A）”，

“《尚书》／《春秋》之例”分别是“灵活／严谨”（“圆神／方智”）
两种风格的源头。这样，他以“灵活／严谨”这种“感性”的标准，取代

了“记言／记事”“纪传／编年”那种形式上的分类标准。这就为从“二
分”发展到“一贯”留下了可能。我们看到，“记言／记事”“纪传／编

年”在形貌层次上的“强分流别”，使得上古史书断裂成两橛。刘知幾的
研究方法是分而观之的，而章学诚更注重史著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是形

式上的模仿，而是精神风格上的继承。在刘知幾那里，“《尚书》／《春
秋》”被分为两端，分而无合。而在章学诚的分类方式中，这两家在感觉

上有所联系。其枢机所在，就在《春秋》一书。《春秋》之例虽然是“谨
严”的，但它的“义”又是“变化”的，从而《春秋》内部本包含两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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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亦兼具两种风格。因而，章学诚力证“《尚书》折入《春秋》” ，
与《书教》作于同年（1792年）的《方志立三书议》中称：

[1]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页。
[3] 在《书教上》末段及《书教中》，章学诚提出“《书》入《春秋》”的命题。这个命题从
体例角度讲，指《书》和《春秋》合在一起乃为纪传体；从“史意”的角度讲，《春秋》“属
辞比事”的一方面，属于“有成例”（A）系统，但“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之义”，
仍然继承了《尚书》“圆而神”（B）的精神。这个命题非常有趣，它建立了纪传体与编年体的
联系——既有“意”的联系，也有“法”的联系。后来有很多学者认识到，“纪传/编年”之二
分，不可过执。胡宝国有十分平允的主张：“看来，我们通常把编年体、纪传体理解得过于泾渭
分明了……从编年到纪传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编年、纪传说到底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这种共性的存在就为它们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参见胡宝国《汉唐间
史学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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