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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 [1]
欧阳名贤，何可轻议！但其《五代史记》，实无足矜。盖
欧阳命意，则云笔削折衷《春秋》，而文章规仿司马，其说甚得
其似而非其是也。盖笔削自当折衷《春秋》，而欧阳所见之《春
秋》，乃是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非《左》《国》经纬，贾
诂杜解之《春秋》。 [2]
《新唐书》《新五代史》反映欧阳修没有超出文士的见识，谈不上
“史家之精微”，不仅未能领会《春秋》的“比事属辞”宗旨，甚至对
《春秋》文本的选择都出了问题：“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如此
一来，笔削折衷于《春秋》岂非有些根基不稳？当然，章学诚也曾说：
《新唐书》“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
[3]
矣”。 “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此其
质于尹师鲁氏而有得者；较之列传标题之误法《春秋》，相去远矣。” [4]
但他认为功劳并不在欧阳修本人，而是受益于尹洙（师鲁），“欧阳于史
学本无深解，而本纪折衷于尹师鲁，最为能得《春秋》例义矣”。 [5]
章学诚如果仅仅从编撰形式的角度论述《春秋》对史学的影响，显然
是缺乏新意和深度的。实际上，他在强调《春秋》“笔削”编撰形式的同
时，更重视《春秋》之“义”对史学的积极意义：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
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
[1]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章氏遗书》卷九。
[2] 《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章氏遗书》卷七。
[3] 《章氏遗书外编》卷六《永清县志一》。
[4] 《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章氏遗书》卷七。
[5]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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