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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认为“书志之体宜画一”，如太宰、太史、宗伯都掌管邦国
的六典；但各有职事之轻重详略，因此，他建议：“史家书志，自当以

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若
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略如八书、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系以表渊

源；而文则举其梗概，务使典雅可诵，而于名物器数，无须屑屑求详，听
其自具于专门掌故之书，始可为得《官礼》之意，而明于古人之大体者

[1]
也。” 史家书志以当代职官为纲领（纲纪），以官守所系追源溯流，至
于名物器数，则不必过于详细完备，这是他就正史书志积弊所提出的革新

方案，“叙事溯典，当取一代人官为纲领，而重轻详略，则作者自为权
衡，此义明。则诸史书志不致参差矣”。 [2]

纪传体书志，应以一代人官为纲领，侧重追源溯流，那么名物器
数等掌故自然不能过于详细，如欲详备，自当另立门户，如杜佑的《通

典》，王溥的《唐会要》，即“史志存其纲领，而掌故别具其详，后史自
[3]
宜师法其意，庶不至于繁简失当矣”。 “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
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
也。”“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

[4]
《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春秋》《官
礼》，意可互求，典制体与纪传体两类史书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但

体例不可混合，自唐代刘秩的《政典》及杜佑的《通典》诞生，就表明
“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他们二人已认识到君臣

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创立专门的典制体作为弥
补。五代两宋，会要体出现并有大的发展，与刘、杜之书，同源异流，大

[1]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2]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3]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4] 《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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