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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
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
《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
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 [1]
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
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
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
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
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
陈寿、范晔以后的正史,虽不完全符合《春秋》旨趣,但仍然体现
了著者的别识心裁,并“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与后来的开局设监,集
众修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断言“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
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
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
[2]
矣”。 陈陈相因的积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力与见识,即使有极个别的
学者深思向学,能师法前贤,并能有所突破,“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
具之心裁”,竟被群起而攻之,如郑樵的《通志》。
章学诚源于《春秋》的史学思想,其积极的方面主要在于借助《春
秋》家学,表达了对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倡导,及对积弊日深的官修史
学的大胆否定。
[1] 《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2] 《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章氏遗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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