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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其经世精神是如何重建的,并未引起重视。我们认为,章学诚通过探究以
               《周官》为代表的政典的产生及意义,表达了批判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

                                                                             [1]
               谋求经世的思想,因为“明体达用,辨名正物,皆《礼》教也” 。
                    清初以来,三礼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到18世纪几乎成为儒学思想的

                      [2]
               主轴。 章学诚对当时的礼学研究进行总结,分为五个方面:溯源流、明
               类例、综名数、考同异、搜遗逸,他承认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必要,“然以

               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
               不得谓宋人之苛也”,因为当时流行的三礼学只“可以藏往,而不可以

                                                            [4]
                        [3]
               知来”。 “藏往”与“知来”源自《周易》 ,章学诚据此划分出两种
               治学风格: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等属于“藏往”
               之学;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属于“知来”之学。
               那么具体到礼学研究怎样才是“知来”之学呢?他提出:“推其所治之

               《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
                                      [5]
               为知来,功莫大也。” 礼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应该“折中后
               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探讨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政治制度,如此才
               算“知来”之学。

                    以《周官》为代表的政典本身就是历史客观需要的产物:“或曰:周
               公作《官礼》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

               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
               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

               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



               [1] 《章氏遗书佚篇·论课蒙学文法》。
               [2] 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自序》,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4] 《周易·系辞上》云:“知以藏往,神以知来。”
               [5]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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