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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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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 《周官》等政典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层意思在《文
史通义·原道上》中有充分的阐释。
章学诚把典章制度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无论是职责的分工，
长幼尊卑的区别，官员的设立，还是君臣、井田、封建、学校等具体的
制度，都是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他认为这些制度发展到周公
的时代已十分成熟，周公便“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
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周公为“集大成者”，是因他
“有位有德”，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而孔子有德无位，故不
能担当“制作”的重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因此隋唐以前都是将周
公、孔子并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后世祭祀竟舍弃周公，独
尊孔子，“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
后人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导致“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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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当儒生之坐论矣”。 孔子与周公地位的升降给学术带来的恶劣影响是
推崇空论、贬低事功，这正是章学诚所厌恶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章学诚
“把二宋以来的心性道德之学经浙东的事功之学的中介又转回到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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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制度之学”。 这是极富启发性的论断。章学诚通过对周公、孔子
地位的辨别，申述了事功的重要，并以集中体现周公之道的《周礼》作为
事功之学的重要代表，因此他认为孔子所学，“一以言尽之，则曰：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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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已矣” ，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 。
“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
[1]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2]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原道上》。笔者按：叶氏所用版本为章氏次子华绂编印的
大梁本《文史通义》，与遗书本《文史通义》相比，文字上有较大出入。
[3] 杨际开：《评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杭州师范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章氏遗书》卷二。
[5] 《章氏遗书补遗·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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