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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也”。
章学诚强调史家撰史应以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为目的，但他又不否认

在历史撰述中史家的主观因素，所以他把“气”和“情”等概念引入到史
学评论中来，探讨了不同的气质、风格和情感对史家撰史公正性的影响这

一问题。他说：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
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

之至文也。 [1]

文章的气势和吸引人的程度，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
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家撰史的客观性。他

说史家撰史时遇到“得失是非”时，“气”就会“积”；遇到“盛衰消
失”时，“情”就会“深”。“气”失于平，就会出现或“宕”或“激”

或“骄”的毛病，“情”失于正，就会出现或“流”或“溺”或“偏”
的弊端，这样撰写出来的著作“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

以至于“发为文辞，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章氏认为史家主
观的“气”“情”有“天”“人”之分，“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

[2]
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气合于
理”“情本于性”，这就是“天”：“气能违理以自用”“情能汩性以自

恣”，这就是“人”。当“气”合于“理”的要求时，史家的著述就会真
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其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就必然会

受到影响。这即是说，史家在撰史评史时，不可能不发生感情，但又不能
听之任之，放纵这种感情，而为“气”“情”所役。为此他要求史家以

[1]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20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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