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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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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又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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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事、文、义是构成史学的
三大要素，在这三要素中，章氏最看重的显然不是史事、史文，而是史
义。关于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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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 “事”是人的骨
头，“文”是人的皮肤，“义”是人的精神，只有具备了“精神”的著作

才能“成家”，传诸后世，这足以表明“史义”在章学诚史学评论中的重
要地位了。当然，章学诚强调史义的重要，并不意味着他就否定“事”与

“文”的作用，因为“事”是“义”的载体，“文”是“义”的表现形
式，“义”必须要借助于“事”和“文”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他又说：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
义之资也。” [4]

章学诚的“史义”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毫无疑
问，章氏所言的“史义”包含了政治伦理层面的意义（“惩恶劝善”），

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

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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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不过章学诚除从政治伦理的观点解释
孔子的“义”外，同时又赋予它新的含义。余英时先生说章学诚所说的
“义”，主要是指使史学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而言的，“依章氏的看法，

史学能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要视撰史者是否于事与文之外尚能得史义
而定。这种‘义’，就史家本身言就是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心灵能力——章

[1] 《文史通义校注》卷二，《言公上》，第172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19页。
[3] 《文史通义校注》卷六，《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4] 《文史通义校注》卷二，《言公上》，第171页。
[5] 《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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