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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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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所常说的‘别识心裁’”。 我们认为章学诚所说的“史义”，主要是
指史家的撰述意图和宗旨，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换句

话说，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要对历史有自己的
见解。所以他在谈史义时，常常又和“别识心裁”相联系。在他看来，

“义”是史学最重要的东西，而“义”的基础就是“别识心裁”，史家只
有具备了“别识心裁”，才能够追求“义”，而具备了“义”的史学作

品，才能称得上是“著述”，这样的史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史学，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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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文案孔目”无异。 章学诚之所以欣赏郑樵，主要是因为郑氏具有
“别识心裁”，有志于求“义”。他说：“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
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

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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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通志》
一书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
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学之

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4]
章学诚强调史学著述的“别识心裁”，所以他提倡学术贵独断，贵

创新，反对墨守成规。他把历代史籍分为“记注”“撰述”两大类，但
他追求的不是以汇编、整理史料、考辨史事为目标的“记注”，而是对材

料进行“抉择去取”而形成的寓含有自己思想观点、能成一家之言的“撰
述”。所以他宣称：“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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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正因为“史义”与“别识心裁”“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

[1]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
258-259页。
[2] 章学诚说：“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见《文史通义校注》卷七，《永清县志阙
访列传序例》，第775页。
[3] 《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第464页。
[4] 《文史通义校注》卷四，《释通》，第376页。
[5]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三》，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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