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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此，撰写《通志》，完成了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
著作。然而《通志》成书后，颇受后人讥评，尤以专事训诂考据的乾嘉学
者为最。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通志》照抄旧史，“泛杂无归”；
王鸣盛指郑樵为“妄人”，把《通志》评为“三通”之“最下”；戴震亦
视郑樵为“陋儒”，甚至还加上“贼经害道”的罪名。末学不辨，随声附
和，群起攻之，“势若不共戴天”。章学诚对这些批评郑樵的言论深不以
为然，于是写下《申郑》《释通》《答客问》等文为其辩护。
章学诚认为：“《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
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 [1]
在章氏看来，在断代为史如日中天的时代里，郑樵独具慧眼，上承司马迁
的通史家风，力矫班固断代为史的流弊，运用“别识心裁”，以一人之力
撰成《通志》，阐发史学宗旨，自成一家之言，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情。为此他赞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
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
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
[2]
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对于批评者指责郑樵因
袭旧史，他也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作了这样的评述：“史书因袭相
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
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
[3]
嫌貌似也。” 章学诚并不否认《通志》有“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
议论之未醇”的缺点，但绝不能以此便全盘否定该书的价值，所以他说郑
氏承通史家风，“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 [4]
[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释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
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第463页。
[3] 《文史通义校注》卷四，《释通》，第375页。
[4] 《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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