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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的视角

并非仅是史学（方志学）观念或理论之意。总之，在章学诚的思想中，
“志义”的含义除要求方志应具有思想性之外，还应认识到“志义”与

“史义”均是“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因此要求修志与修史一
样，也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甚至可以说“方志的价值如何，

[1]
取决于‘志’是否可以实现与《春秋》相同之‘义’” 。以上两个方面
是并行不悖的，是义的双重要求。对“志义”的阐释与“六经皆史”及道

器之论在此实现了统一。

四

康熙三十年（1691），时任河南左布政使的许弘勋曾指出，“志何
[2]
昉乎？其义本于经，其例发于史” 。章学诚的出发点与之颇为相似。他
以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在仿史追经的逻辑联系
中，建构起方志的学术系谱，在经的高度阐明了方志之所以为“学”的根

本依据，“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也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理论
支柱。在此理论背景下，志与史一样被定义为“明道”之器，由此演绎出

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志义”与“史义”一样则成为道在不同撰述形式
中的表现，体现出“志义”对修志理论性、目的性的双重要求。以上思想

不同于具体的方志编修方法，它们极大地提升了方志的价值和编修方志的
意义，从而奠定了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根基，推动了章学诚的方志编纂实

践，而这些对于我们审视当今开展新编地方志工作的意义也不无裨益。
（本文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1期。和卫国，现为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办公室研究员。）

[1]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第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许弘勋：《通海邑志序》，李孝友、梁耀武点校：康熙《通海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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