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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的。因为器的概念要大于书的概念，若以经为载道之书，则求道者只需读
书即可，而以经为载道之器，则求道者即不可限于读书，这是章氏学术思

[1]
想的独特之处” 。
章学诚将经视为明道之器，可以作为对“六经皆史”的进一步表述。

“六经皆史”之中，六经已不再是人们心中崇奉的载道之书，而是记述
“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的史，是明六经成书以前之道的器。道

器之说已在重塑经与道的关系过程中，将经彻底工具化、功能化了，故曰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

[2]
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 。这种工具化的过
程，也是六经进一步史学化的过程。至此，无论是经，抑或是史，其终极

目标趋于一致，均被定位于“明道”的理想境界，经、史的实践性因此得
[3]
到了相应的增强。 不仅六经，在章学诚看来，学术皆为明道之器，“学
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
则是有道而无器矣。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

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
立乎其大也”。 [4]

经、史乃至整个学术的价值、意义均体现在其明道的功能上，方志
自然不能游离其外。如上所引，章学诚曾言方志三分之目的在于“明史学

也”，其实这并非方志的根本宗旨。方志为一国之全史，方志立三书乃是
仿史而追经，则方志与经、史一样，亦成为名正言顺的明道之器的一种。

[1] 刘韶军：《“六经皆史”中的经、事、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第3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中》，第101页。
[3] 汪晖指出：“六经皆史”与“道器一体”命题的内在逻辑在于“知识应该与实践合一，实
践总是内在于制度的实践，制度又总是存在于自然的过程之中；知识是对自然过程的认识，而认
识过程又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485页，三联书
店2004年版。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第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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