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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的视角

了方志为“一国之全史”的地位和属性，然而他并未就此而止，乃以“志
为史体”为前提，进而将“六经皆史”之论引向方志之“学”。

章学诚接着指出：“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
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

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
[1]
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至积久然后渐推以著也。” 此处
出现“六经皆史”绝非偶然，因为它是前后联系的关键所在，是从系谱上追
溯方志三书划分的最根本依据。具体而言，尽管志、掌故、文征由仿制纪传

正史等体而来，但是再向更远、更高层面追溯则发现，三书对应的实际是六
经中之《春秋》《诗》《礼》三家，方志分三书的立论根本就在于方志之精

神乃仿史体以追六经。尽管六经亦史，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史、志是一
脉相承的。方志乃沿袭六经统绪的论断，使得方志的地位及以三分法整合志

[2]
书义例的意义被大大提升。 方志之“学”也由此树立起来：方志乃以三分
为志、掌故、文征的撰述形式，昌明史学，以“通古人之遗意”，达六经意

旨之学。因此，三分之法不可仅仅视为志书体例形式的划分，背后蕴含更深
层的则是章学诚从学术路径上搭建起志、史、经三者理论桥梁的努力。换言

之，章学诚以此表达了“方志学”之所以为“学”的理论依据，此“学”显
然已被涵盖到“六经皆史”的理论框架之内。尽管章学诚之思想在乾嘉时期

并非主流，正因为以上学术理路的贯通，使得章学诚“自我”将方志编纂纳
入到了“正统”（或言“主流”）学术的范畴。“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

史也”与“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
政典也”也被认为是章学诚对“六经皆史”最精练的表述。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第827-828页。
[2] 究竟“六经皆史”说是否蕴含尊史抑经、以史代经、以史抗经之意，是否具有破除对儒
家经典迷信的思想启蒙意义，学界观点不一。参见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
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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