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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1]
               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
                                                          [2]
               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方志亦然,“一方之志,将
                                                            [4]
                               [3]
               记一方之事也” ;“史志之书,记事为主” 。这些论断则在逻辑上再
               次证明了志、史、经的统一性。
                    当然,“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并非平行的,后者是章学诚方志
               思想追溯六经的理论前提,前者则是强调志属史体的理论归宿。只有志属

               史体,志分三书才能以“明史学”为旨趣;只有志明史学,再谈“六经皆
               史”,“志”才能与“经”相联系,才能更进一步触及志的根本。总之,

               方志学术系谱的建构,使得“六经皆史”不再限于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它
               与“志为史体”共同构成了章学诚方志学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由此实现

               的方志地位的提升和理论的丰富,使得方志在章学诚的学术体系中终于占
               据了一席之地,也成为其倾力开展方志编纂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动力所在。



                    二



                    志与史应以切人事为务,但并不等于完全抛弃“道”,这就牵涉出章

               学诚的道器之说,进而演绎出方志的功能问题。
                    “六经皆史”,皆为先王之政典,但在章学诚的话语中,六经的地位

               绝非等同于一般之史。章学诚曾有言:“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
               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

                                     [5]
               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对此,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解释称:“道因为尽备于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一《经解中》,第80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浙东学术》,第121页。
               [3]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湖北通志〉序传》,第1026页。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
               序》,第1048页。
               [5]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下》,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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