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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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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
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
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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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近也。” 以上表述从不同角度对史学进行了框定，即史必须具备
义、事、文三方面的要素。其中义是史的灵魂，事是史的内容，文则是史

的形式。一言以蔽之，史学的要求和责任在于通过文的载体形式记述事以
彰显义。关于“史义”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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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史
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规范史书的记事原则，确定史书的性质……

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新贡献，是把前人注重史‘义’的内涵发展
到追求‘义意’，亦即从重视历史记载原则发展到突出史学的思想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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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以上论述均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作出了说明。然而，在此将章
学诚对“义”的表述分成狭义、广义两种更便于对其思想进行分析阐释。

狭义上的“义”，可以说是史要具备的思想或理论，而广义上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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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指史中所蕴含的道 ，体现了对史的目的性要求。也就是说，对“史
义”的理解不仅可以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展开，还应看到作为史家的章学
诚在此问题上反映出来的历史责任感；义的重要性并非仅停留在规范史家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申郑》，第250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五《史德》，第265页。
[3] 王记录：《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4] 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第18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周予同在解释“六经皆史”中“史”的概念时明确点出：唐宋以来的史部著作，并非“史
学”，“这是他的深入研究的创见。史学之所以和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有别，是因
为它特具有史学的‘义’；‘史学’之‘义’，也就是《春秋》‘笔削’之‘义’……史学的
‘义’，或称‘史意’，也就是道……六经之所以‘皆史’，是因为它是先王的‘政典’，其中
有‘史意’存在，‘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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