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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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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 此言可贵之处在于点出了方志与经、
史的微妙关系，可惜余氏未能展开。因此，揭示章学诚建立经、史、志学术
系谱的努力成为本文的目的之一。应该说，章学诚强调志与史的“上下之
道”，是对“志为史体”论的延伸，而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既建立
志与经的逻辑联系，又强调志与史的关系，最主要目的显然是在抬升方志自
身的地位和方志编纂的意义，而这些无不在“六经皆史”之中得到了实现。
需强调的是，在此理论建构过程中，章学诚遭遇到了与论述“六经皆
史”一样的难题：“六经皆史”，《易经》为六经之首，然而为何在志分
三书的设计中没有《易经》的地位呢？章学诚对此解释为：“古治详天道
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
《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后
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
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
言天事也。” [2]
可见，这段论述与《易教上》对《易经》的诠释是一致的。“六经
皆史”，皆先王政典，但六经也不尽相同，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开
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
教典章之先”，实际是“神道设教”，即此处所谓以详天道为特征。三分
之法未将《易经》作为对应的目标，显然是在六经之中做出了选择。通过
对《易经》的排除，道出了后世之史的撰述特征之一：以详人事为主。对
《易经》的理解再次获得突破，使得方志三分的渊源准确定位于《春秋》
《诗》《礼》三家，在理论上进一步实现了“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
两种思想的对接。关于详人事，章学诚还曾指出：“夫子之述六经，皆取
[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1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第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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