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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的视角

六经，六经成书以前的含蓄之义，通过章句训诂能够得以阐明。但是，六经
成书以后的诸事，六经却无法说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这种

情况下，抓住六经的主旨，应时而撰述，以此穷究大道才是最紧要的。” [1]
山口久和则理解为：“六经的妥当性是因为它体现了六经成书以前的道，而

六经成书以后，具体地说，就是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变化（‘事变’）中出
[2]
现的道，六经已经无法对应，必须将其委托给‘史’。” 相比之下，笔者
认为前者所述更为恰当。所谓的“道”是具有历史性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变
迁，六经所言范围有限，对后世的变化只能抓住六经主旨，随时撰述后世之

史以达道。从文本上分析，章学诚已经将史划分为两种：六经之史与后世之
史。前者乃备道之史，后者为求道之史。换言之，六经与后世撰述之史已经

通过“六经皆史”被统一到史的框架中。但是，后世之史必须抓住六经之史
的精神内涵（“贵约六经之旨”）以明道。由于与道的关系不同，二者的地

位不可相提并论，更不可能相互取代。
尽管备道之史与求道之史不同，但均非道之本身，都承载着对道的

义务。在明道的历史使命面前，二者在性质上都属于明道之“器”。章学
诚带有批判性地提出了自己对道、器命题的理解：“《易》曰：‘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
[3]
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古者道寓于
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
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

[4]
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 。道器不可分，即六经与道之不可
分，但是六经已由载道之书转化为明道之器。章学诚此举“是有其深意

[1] 岛田虔次：《历史的理性批判》，转引自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第
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第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中》，第100页。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下》，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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