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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的视角
著述上，其深层则是强调了史家通过文、事、义的结合，以史明道，将
“道”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因此，章学诚认为：“史之大原本乎《春
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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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 史本源于
《春秋》，“《春秋》之义”即史义之本源，而《春秋》中所存之义的价
值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故而“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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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从这层意义上讲，
“史义”的内涵实非史学理论和观点可以涵盖。
“志为史体”，方志亦应以义为旨归。为此，章学诚以史为参照，明
确提出了“志义”的概念：“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
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
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
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
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
容不挈也……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
[3]
此也。” 其中，章学诚一方面批评了以往编修方志并不讲求“志义”的
弊病，另一方面则鲜明地表达了方志必须具备“志义”的要求。他还曾指
出：“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 [4]
将此与上文对史的表述相对照，方志之“义”也不外通过与事、文两大要
素的关系体现出来，存“义”与“史家著作之微旨”已被章学诚视为等同
的两个命题，方志与国史同样具备了狭义（思想、理论）、广义（道）两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答客问上》，第252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言公上》，第202页。
[3]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下》，第
1005页。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
序》，第1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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