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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一、主通明变的批评眼光



                    章学诚是一位强调治史贵通的史学批评家,他阐发“会通之义”,
               倡导通史的编写,集中反映在他对南宋史家郑樵及其《通志》一书的评

               论上。
                    治史贵通,提倡通史的编写,这是中国史学久已有之的传统。《史

               记》是我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家

               风,明确提出了“会通”这一观念,《通志·总序》开篇即说:“百川异
               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

               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在《上宰相书》中也说:“天下之理不
                                                                     [1]
               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 在郑樵看来,要
               “通古今之变”,这是断代史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他在立其会通之说
               时,极力推崇司马迁,而将班固树为批评的靶子。他说: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

                   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

                   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2]



                    事实上,自《汉书》问世后的几百年间,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独领风
               骚,极一时之盛,而撰写通史者则寥寥无几,成绩极为有限。郑樵有感于


               [1] 郑樵:《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
               [2] 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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