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3 - 内文

“六经皆史”的视角

因此，志、史、经明道的根本宗旨完全一致，从此层面对方志终极功能进
行判定似乎更为合理。章学诚积极从事方志编修的实践，则成为其修志明

道理念最重要的现实表现。如果说三者有所区别，依据前文对史的划分，
志与史侧重于撰述以求道，而经侧重于备道，且修志与修史不可脱离经，

“贵约六经之旨”才可明道。总之，正如“六经皆史”的学术取向“并
[1]
不在于否定经学的地位”，而在于“要端正史学的地位” ，在“六经皆
史”的学术架构内，通过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通过与史、经一起被
工具化，方志的价值和编修方志的意义进一步得到了凸显和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将方志的功能归纳为存史、
资治、教化。对此，有学者以新编方志为例提出：“现今修志的目的、

任务，不能仅着眼于具体的存史、资政、教化，而是要深入阐发史志之
[2]
义。” 不可否认，存史、资治、教化只是对方志具体功能的概括，并未
将其精神内涵归纳出来。若从根本上加以概括，还应当追溯到“六经皆
史”，将会发现“明道”才是编修方志的最高境界，因此将方志的功能归

纳为明道、存史、资治、教化应该更为妥当。 [3]

三

在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中，以“史义”为据，进而对“志义”命题的
发挥也是一大亮点。章学诚多次指出：“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

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

[1] 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第1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陆振岳：《修志的理性自觉——论志质与志义》，《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1期。
[3] 按：随着历史变迁，此“道”已非彼“道”，新编志书所明之“道”似乎可以概括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处尚待进一步讨论。此外，林衍经在存史、资治、教化之外，提出应增加
“兴利”的功能，这“是当代修志用志实践的感性认识，经过理性思考而获得的新知”(林衍经：
《关于方志功能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这种认
识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仍将视域集中在方志的具体功能上，缺乏更为宏观的、理论性的概括。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