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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还特别强调了方志与国史的“上下之
道”。他指出：“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国史不得

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
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

[1]
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 同样，章学诚大力提倡州县
[2]
设立志科的道理也在于此。 对此，杨念群从经世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
态建构关系角度作出了诠释。他认为：“对方志在帝国建构正统意识中所发
挥功能的理解，无疑是章学诚有关历史书写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方志亦

是作为‘国史’纂修的基础层次，肩负着汇聚史料以备史官诠释的筹备功
能，为了使方志在国史纂修的框架内拥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章学诚甚至构想

[3]
出了一个远古‘方志’流播的谱系。” 因此说，章学诚的学术主张与时政
[4]
是相呼应的 ，成为外在于主流学术的思想主动“向化”的案例。尽管杨氏
所论明确揭示了章学诚方志编纂与国史并驾的学术取向，但却未能论及经对
于方志编纂的意义。余英时则指出：“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

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第829页。
[2] 章学诚指出：“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
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
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
不复问之州县矣。”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州县请立志科
议》，第836页。
[3] 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
2008年第5期。汪晖亦提出：“章学诚以封建时代的‘一国之史’比之于郡县时代的地方志。因
此，他在方志的体例上要求囊括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和文学记载。这是赓续《春秋》之意而在郡
县条件下修缮‘天下之史’。”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481页，三联书店
2004年版。
[4] 雍正、乾隆时期，经学地位日益提升。乾隆元年(1736)，高宗更以“五经乃政教之原，而
《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下诏开馆纂修《三礼义疏》
(参见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第1-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由本文分析可见，章学诚的学术主张与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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