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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的视角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居于重要地位，一直为
学界密切关注。但是，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从事史学研究的学

者较少关注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而方志工作者的研究则未能很好地结
合其史学成就，论题多以史、志关系为主，特别对志与经的理论逻辑联系

往往有所忽略。本文拟以志与经、史关系为线索，对“六经皆史”在章学
诚方志理论建设中的意义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器、志义等问题作出文本的分

析和阐释。

一

梁启超曾对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方志学’
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而“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

[1]
念”。 在梁氏看来，最根本的就是章学诚将方志与地理书区别开来，正
[2]
式提出了“志为史体” 的论断。这种思路一直为人们所遵循。然而，如
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将经与史的关系（“六经皆史”）引入志与史的
关系之中，也许会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

[3]
“六经皆史” 与“志为史体”作为章学诚的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尽
管在学术史上前者的影响力远超后者，但毕竟共存于章氏的学术体系中。

从字面上看，“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皆涉及经与志两个概念，而且
都与史发生联系：在这种逻辑中，似乎一个降低了经的地位，一个提升了

志的地位，最终均被纳入史的范畴。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第846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版本下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还有“志属信史”(《修志
十议呈天门胡明府》)、“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等表述。
[3] 关于“六经皆史”的“史”如何理解，学界历来说法不一。笔者比较赞同“史”是“阐述
先王之道的‘撰述’”的观点。参见高寿仙：《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北方论丛》
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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