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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说，同是记载三国的历史，陈寿、司马光以魏为正统，而习凿齿、朱熹
则以蜀汉为正统，一些批评者以正统观论是非，对《三国志》《资治通

鉴》“纪魏而传吴蜀”的写法大张挞伐，肆口谩骂，而对《汉晋春秋》
《通鉴纲目》尊蜀的写法则大加称颂，认为习凿齿、朱熹的识力远过于

陈寿、司马光。对于此种说法，章学诚深不以为然，他从四人所处的时
代不同而给予具体的分析：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

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
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1]

在章学诚看来，陈寿、司马光之尊魏，与习凿齿、朱熹之尊蜀，完全是因为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不存在史识上的优和劣。他把“知古人之世”“知
古人之身处”这一见解具体概括为“论古必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

[2]
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即在进行史学批评
时，批评者首先应了解批评对象所处的时代环境，能把自己放到古人的位置

上去想象古人说话时的意图，设身处地地与被批评者取得思想感情的共鸣时
才能作出判断，才能真正了解古人说话的思想与意图，而不是心存吹毛求疵

的批评态度。现代史家陈寅恪先生曾言：“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
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

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又
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

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

[1]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德》，第278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德》，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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