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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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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史家撰史莫不借“文”而“增其颜色”。 不过，章学诚又反对
撰史过分突出文采，不能为突出文采而损害史实。他在《史德》篇中有这

样一段论述：

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
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

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
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

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可见，章氏重视文辞的训练，但又反对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文”是为
“史”服务的，在保证“史”的真实性的前提下，撰述者尽可能地“工于

文”，但不能为“文”而“文”，以文害意，甚至为“文”而歪曲史实。
章学诚强调“良史莫不工文”，把“文”作为良史必备的条件之一，

同时又坚持“文以载道”、文道经世的原则，主张史家撰史不仅要讲究为
文技巧，更不能忘记史学经世的宗旨和目的。他说：“古之学者，不患文

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无益于世教；不患学问之不富，而患学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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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富而无得于身心。” 在为文技巧和学贵经世二者不可得兼之时，他更
看重明道经世的撰述宗旨。所以他引用邵念鲁的话说：“文章有关世道，
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 [3]

[1] 宋人吴缜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而如是书，斯
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新唐书纠谬·序》）
[2]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评沈梅村古文》，第484页。
[3]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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