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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间的区别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

文士撰文，惟恐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
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

征，且不信于后也。 [1]
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丈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

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 [2]
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

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 [3]

在章学诚看来，文士作文，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加以创作，可以虚构，可
以夸张；而史学家著史则不同，它必须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强调的是

“言之有征”，“述而不造”；即便是有必要对别人的文字进行“点窜涂
改”，也应以“陶铸群言”为前提，不可随意妄作增删。所以章学诚力主

把“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加以区分，提出“文人不可与言史事”。
他举例说，韩愈、欧阳修在文学上造诣很深，他们的道德文章，不愧是

“泰山北斗”“千古宗师”，然于史学，却“非其所长”，故所撰之史著
（指《顺宗实录》《新唐书》《新五代史》），“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

也”。 [4]
章学诚在论“文”的含义时，不仅仅指文学，还包括一种文字的表达

形式。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
这就是说，“文”是“史”的载体，史的内容是通过“文”这种形式表现

[1]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第405页。
[2]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跋湖北通志检存稿》，第1034页。
[3] 《章氏遗书》卷十九，《庚辛之间亡友列传》。
[4] 《章氏遗书》外篇三，《丙辰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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