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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戴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方志的性质和内容，但实质上反映了各自的治学方
法和学术宗旨。按照戴震的主张，结果很容易把当时考据学家专务考索地

理沿革、埋头古书、轻视当代文献、不问现实政治的不良学风带到修志领
域。其内容自然是“厚古薄今”，不能反映当代社会情况。章学诚本着

“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一方之志，要“切于一方之实用”，既要对社
会起教育作用，又能为国史编纂提供材料。因此，它的取材必须来自当时

[1]
的一方文献。就此争论而言，两者相较，章学诚的主张实要高出一筹 ，
所以得到了很多志家学者的赞同。马衡在民国《大足县志》中说：“昔章

实斋与戴东原论方志体裁，实斋主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良以一地之文献
[2]
往往寓于文献之中，故金石、艺文为修志者所必采也。” 李少微也说：
“县志者，一县之史，政教纪焉，人物附焉，食货丽焉，艺文存焉，上足
备国史之要删，下可征一邑之文献，其用也宏，修志之法，会稽章实斋尝

言之，其要者，则勿以为地理书而侈叙沿革，勿以为政书而摭列典制。盖
方志者，乙部之附庸，采访欲周，诠次必谨，而资料期于丰美，其旨也

[3]
约。” 他们均主张不可将方志视作地理书。但地理派的主张毕竟也不是
全无道理，所以实践中也有采纳其观点者，如光绪《黄州府志》例言就

说：“戴震尝谓地志沿革不明，则山川、人物无一不误。洵知言也。” [4]
实践中，更多的情况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文献与沿革并重，在记载历史

人文内容的同时，对各自然地理要素也予以翔实记载。
章学诚的方志主张以及所修诸志的内容，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服

务的。他把方志看成是统治者用来“鉴戒”“资治”的工具，认为史志之
书所以有裨风教，原因就在于“传述忠孝节义”，因此他非常重视列传及

[1]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
[2] 郭鸿厚修，陈习删等纂：民国《大足县志》，马衡序，民国35年铅印本。
[3] 徐葆莹修，仇锡廷纂：民国《蓟县志》，李少微序，民国33年铅印本。
[4] 光绪《黄州府志》，例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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