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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置的，但仅为附志，为正志之补充，避免了章氏“三书体”强拉硬凑、以
文害义的弊病，更合理地解决了“撰述”与“记注”间的关系，所以梁启

超称赞说，章学诚“《湖北通志》（立文征、掌故）与正志并列为三书，
未免跻附庸于宗国。越园（按：即余绍宋）别为附志，以隶正志，主从秩

然”，余氏“虽大体师仿实斋，而不为实斋成法所囿。故精辟之处，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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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其史识与史才实过之者” 。民国22年，学者刘盼遂在所修之
民国《太康县志》序中也评论道：“方志中所谓艺文志，向不过撮录野寺
之石刻、谀墓之碑铭、献媚豪绅之寿序、吟弄风月之诗词，靡切掌固，取

充篇幅已尔。章学诚于正志之外，别立文征一科；余绍宋修《龙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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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用章说，别为文征若干卷，可谓审于取舍者。” 民国《西平县志》也
仿余氏之例而设正志、附志，正志分列舆地、氏族、经制、文献、故实五
门，悉关乎土地、人民、政事之大者；而附志则设文征一门。作者认为，

“以诗文泛滥，厕之正志有乖史例，然其中亦有足与正志相参证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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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废者，故别为一编，附之志后” 。民国《封丘县续志》也仿《龙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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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体例而作 。但比较而言，仿“三书”之例作“文征”类目的志书颇
多，而作“典故”者较少。如方志学家蒋藩在编纂民国《河阴县志》时，

即师章学诚之意而稍易其体，凡舆地、人文、典章名物以图、表、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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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赅之，又不能尽者则收入杂记，并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 。但方
志是否应作“文征”，也有不同意见。如郑献甫所纂同治《象州志》凡
例，论及志书内容“不可不删”与“不可从”之点有四则，其四即云：

“章实斋论修志，欲于艺文专门外，别增文征一门，谓艺文只载书名，文

[1] 余绍宋纂：《龙游县志》，梁启超序，民国14年铅印本。
[2] 杜鸿宾修，刘盼遂纂：民国《太康县志》，刘盼遂序，民国22年铅印本。
[3] 民国《西平县志》，王树楠序；转引自西平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平县志》，附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4] 姚家望修，黄荫楠纂：民国《封丘县续志》，林扶东序，民国26年铅印本。
[5] 高廷璋、胡荃修，蒋藩纂：民国《河阴县志》，民国13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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