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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以当章氏年谱。文简事赅，以表为最。凡纪之不胜纪、传之无足传，而又
不容尽没者，悉入焉。如沿革、户口、学校、物产、贸易、选举、人物、
职官、乡镇、宗教等是。三曰纪，当史之志。章氏以考易之，为全书名志
也。然考偏于古而略于今，不若纪之为善。凡政治、舆地、氏族、实业、
教育、经籍、货币、盐法、田赋、税厘、风俗、工艺等皆属焉。四曰传。
人物之关系较小者概入于表。传之所载，必赫然有事功学问、文章、行谊
者，所以祛庸滥，示谨严。其立类则名宦、名人、列女、流寓、方外等是
也。其不隶各门者，别立附录，并而为五。至章氏外纪以备纪皇恩庆典
[1]
者，今不须立。” 民国22年瞿宣颖兼任河北通志馆馆长，聘请傅振伦、
孙楷第、王重民三位学者制定《河北通志》编写大纲，傅振伦、王重民就
《通志》体例、类目、编纂等均提出意见，并拟出编写大纲，所拟大纲
“艺文”一目，分列5类，其中“文存”一类即分文征、论说、旧志、诗
[2]
文等门，这也是就章氏《永清志例》而稍加变通的结果 。
关于方志内容
章学诚从“志乃史体”的观念出发，强调志书内容应以记载历史文
献为主，山川都里和各地名胜，不可分占篇目。为此，他与以戴震、洪
亮吉等人为代表的地理派发生了争论。戴震把方志看作地理书，主张：
“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
[3]
哉？” 戴震主张方志是地理书，故重“沿革”而轻“文献”，而章学诚
视方志为史书，故重“文献”而轻“沿革”，忽略地理方面的内容。章、
[1] 民国13年重印明弘治《衡山县志》，赵恒惕序，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卷》。
[2] 《河北月刊》第1卷4期（1933年）。
[3] 《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按，本文所引《文史通义》系章学诚著，仓
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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