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内文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录进行比较。民国18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所提出的解散方志旧
体，分编年鉴、各门调查、省史三书的改革方案，黎锦熙即认为：“其三

书除‘省史’外，‘年鉴’及‘专门调查’二书，实与章氏三书于‘志’
外分辑‘掌故’‘文征’二书，用意相仿，特其目标，一重在存史，一重

[1]
在致用耳。” 傅振伦也说：“前二者为新志之资料，而后者则通志之书
也。” [2]

但是许多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其局限性。贾恩绂就直截了当地批评道：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出，纂方志者率袭史家纪、表、志、传之例，莫

敢稍变”，而史与志“性质本异，体例自不应尽同。若袭其体而不知变，
[3]
则假人衣履，终或不适” 。章学诚主张史志体例同，而贾恩绂则主张史
志体例异，所以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寿鹏飞则批评章学诚的志例“谨严之
余”，“似已过拘于例矣”，“其言于例，直昔时六部则例之流耳！何当

[4]
于治道？” 瞿宣颖主张立“丛录”一目取代章学诚“掌故”“文征”之
体，认为时代变迁，不必拘泥于章氏之说，应“随事立题，不必预悬格

[5]
式” 。王葆心在肯定章学诚成绩的同时，指出其“为法自敝，勉强以成
[6]
其书者，亦多有之”的缺点 。黎锦熙则在其《方志今议》一书中，提出
“终破四障”之说，认为今时之志书要破除过去修志中的四种障碍，其中
之两种即与章学诚有关：其一是“类不关文”。类指方志之事类，文指文

[1] 黎锦熙：《方志今议》，见《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3年版。
[2] 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但也有人认为，从“宜解散方志旧体”的主张和分编“三
书”的做法来看，蒋梦麟的建议，出发点是为了改革方志旧体；“三书”类目的设置，有不少反
映了旧志中所未有的近代科学内容，“民生”一目，其称虽然其来有自，但在省志中专题标列，
却是一个新的现象。所以，仅仅把它与章学诚的“三书”类比，或者以为只是“新志之资料”和
“通志之书”，显然不是客观的评说。见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3] 何其章、吕复修，贾恩绂纂：民国《定县志》，叙例，民国23年刻本。
[4] 寿鹏飞：《方志通义》，1941年刊印本。
[5] 瞿宣颖：《志例丛话》，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
[6] 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载《北平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第
56、58、60、61期，1936年3月25日、4月8日、4月22日、4月29日。

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