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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
盖清儒自顾亭林以来，以为道在六经，通经即所以明道。实
斋则谓道在事物，初不出乎人伦日用之间。学者明道，应即事物
而求其所以然，六经固不足以尽之。《文史通义》本为救当时经
学之流弊而作，此三篇实为全书总汇。 [1]
叶瑛又谓：“清儒以为由训诂章句以通经，即经以求道，此自顾炎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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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戴震皆然。章学诚以道在穷变通久，非六经所能尽。” 此外，他又对
《原道上》“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一句加了
精彩的评论：“此语甚吃紧。实斋论学之旨，与戴东原迥异，而论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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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则有采诸东原而略变者。” 钱穆、叶瑛二位先生于《文史通义》，
真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他们关于章氏“道”的探索之精义所
在的评价，也堪称是近代学术史上的精到见解，值得我们仔细地玩味。
第三个命题：“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
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
对此，章氏分三层进行论证。第一层是：孔子未尝离开三代之政教，
而以空言存其私说。欲学孔子而离开事功，是不知孔子。“夫子尽周公之
道而明其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
然既列于有司，则肆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
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他尖锐地
批评世儒欲学孔子而摒弃事功，抱着经书而不作为，这恰恰违背了孔子的
学说。第二层是：六经是明道之器，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
述之道。三代以前，典章制度、人伦日用和六经中治国之“道”，是统
一的，治教合一、官师合一；后代儒者却视六经为圣人专门言“道”的
[1]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第124页，注1。
[2]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第143页，注17。
[3]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第127页，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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