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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那么，历史编纂如何变革现状，开辟一条新路呢？他认为，犹如迷路
的人为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先的起点一样，这就必须探究和恢复《尚

书》创立朴实记事所体现的原则：“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
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

之初意哉！”《尚书》的最大优点是，因事命篇，起讫自如，灵活变化，
体圆用神。“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

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
也。”而纪事本末体之法实能体现这种编纂原则：“按本末之为体也，因

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
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

[1]
也。”因此，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作为历史编纂改革
的方向，对于19世纪以来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四为论述三代之礼的实质，皆折衷于时之所宜。指出当时学者从事礼
学考证，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以所治之《礼》，折中后世之制度，以

断今之所宜。
在《礼教》篇针对的是乾嘉学者研治礼经者，兀兀穷年，所致力的

都是在文献整理考证范围，即溯源流、明类例、综名数、考同异、搜遗
逸等项的严重局限性，章学诚强调应以哲理为指导，提高研治礼学的层

次。他认为，三代之礼，皆折中于时之所宜，可知典章制度与道，都因
时而异，由社会生活需要而得。故云：“或曰：周公作官礼乎？答曰：

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中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故
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也。”对此，他进一步引申“六经皆先王之政

典”的观点，论述礼经是当年治国制度之记录：“夫一朝制度，经纬天
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治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

[1]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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