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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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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仍强调“圣人作经，以教万世” 。又云：“圣人作经，非可拘以
史例”，且批评“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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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妄议”。 章学诚在《书教下》篇中，则明确地将《尚书》置于学术演
变的长河中来评论。首先他批评前人据《礼记》所称“左史记言，右史记

[3]
动” ，而长期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的普遍说法，指
出它至为不当：“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之记言，不

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诸篇，记言而事亦
见焉。”其次，他总结先秦至两汉史学的演变，概括其规律性现象，指

出：“《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
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

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道变化，而班书守绳墨，以示包
括也。”因此，认为《史记》《汉书》分别代表历史编纂的两种不同风

格：“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
意也。”第三，他重点分析当前秉承《书》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该

大力发扬《尚书》“疏通知远”的精神和“体圆用神”的遗规，破除历史
编纂长期以来形成的墨守成规的严重积弊。对于历代“正史”纂修缺乏别

识心裁，只能因袭旧轨，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积弊，他予以激烈的指责：
“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

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犹拘守
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1] 《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2] 《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2页。
[3] 按，《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黄以周《礼书·通故》卷
三十四，云：“左右字今互讹。郑《玉藻》注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在，谓右史书动为
《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荀悦《申鉴》云：‘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
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郑注合。”（参见叶瑛：《文
史通义校注》，第36页）章氏《书教》篇此处所引，若核《礼记·玉藻》原文则偶误，若参酌郑
玄注文及《申鉴》，则亦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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