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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明其大义以致用，并将“史”与“六艺本书”相系连亦以自尊所学，从这
一角度看，说“六经皆史”蕴含了“以史概经”的意义，实可以理解；而

对“经学”尤其是当代之流于“襞绩补苴”的经史之学也确不吝惜以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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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不仅因为受其压迫，更鄙其既不得大道又不足以适用，所以他沉痛
地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不必一定圣人道德之极至也；凡立
言者，必于学问先有所得，否则六经、三史，皆时文耳，况于他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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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 在这个
意义上，说章氏要用他的史学取代“这个样子的”经学，也不为过。他从

戴震这样的经学大师身上看到了知识与道德的分裂而意识到宋学“躬行
实践”崇德践履精神之可贵，又在《文德》篇强调“敬恕”的重要，还

在《史德》篇中发挥程子关于《诗》、朱子关于《骚》的充满名教大义
的解释来宣扬著书者所应贵之心术。那么他真的要“维持宋学”了吗？

如章氏自言：“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
朱之道，君家念鲁（即章氏好友邵晋涵的祖父邵廷采——引者）志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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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成之！” 说他是以史学改造发挥理学似乎更为恰当，是故他的晚年定
论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意之所居，正在超越理学之“空言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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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学之“空言问学” ，而以史学经世之义绾合知识与道德，所以他
既在《浙东学术》中、又在绝笔《邵与桐别传》中一再推本说：“昔史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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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甚深。” 与以
戴震为代表的“经学即理学”的洪波巨流相比，章学诚那堪称“史学即理

学”的治学倾向显然是独秀一枝，暗香隽永。章学诚确实是对“经学”理

[1] 章学诚：《博约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8页。
[2] 章学诚：《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33页。
[3] 章学诚：《说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9页。
[4] 章学诚：《家书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2页。
[5] 参见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1—122页。
[6] 《邵与桐别传》，《章学诚遗书》，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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