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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1]
所仅觏矣”云云 ，绝非面谄之辞。有学者认为章学诚关于经典古代的观
念分享了根植于宋代儒学复兴中更为广泛的乌托邦思想，尤其得益于王阳

[2]
明的“知行合一”的观念 ，其实章氏对“我大清”“本朝”的时代经验
与切身感受更为重要得多。正是那种“唐虞三代”之治唾手可及的良好自

我感觉，才使得他有底气反复批评“后儒”说：

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
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

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3]
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

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邪！ [4]

是故，章氏那“谓集大成者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
[5]
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的见解 ，实有其“本朝”绝“非处衰周
不可为之世”的时代根据。章氏将孔子之道推本于周公，实寓其盛世“明
道”并“行道”经世之志，假途于“书吏”等“府史之史”是找到了切合

自己身份的道路。我们看他如何煞有介事地将“周官遗意”“推行”到方
志的纂修，可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与其说是他的文史校雠学思想找不到

适合表达的地方而不得已在这些角落小题大做，不如说是他的高涨的经世
意识不可抑制地找到了适当的喷火口。他对“官礼之遗”的“六艺”典型

[1] 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文史通
义新编新注》，第653、1008页。
[2] 参见倪德卫（DavidS.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杨立华译，台北：唐山出版
社，2003年，第86—91页。
[3] 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页。
[4] 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页。
[5] 这一段话，是伍崇曜对章学诚核心思想的概括，颇为扼要恰当。见《伍崇曜〈文史通义〉
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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