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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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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究大道也”之说 ,在在表明由源导流、由流溯源以究大道之意,非谓
后史抛开“三代”六经独可明大道也,故反复申言:“六经之道,如日
中天”;“道备于六经”;“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
[2]
世”;“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 等等。
所以,章学诚对六经的见解,完整地说,六经既是“一代之实录”又
是“万世之常法”。
问题是,从贯通古今的观点来看,谁真正掌握了由“器”明“道”的
法门呢?是那些掌握了经典解释权的经学家吗?不是,而是地位卑微却关
系重大的“府史”之史。正如钱穆所指出的,章氏倡“六经皆史”之说,
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谓史者,详见于《通
义》内篇卷五之《史释篇》”。 [3]
《史释》的中心思想,是在阐明“府史之史通于五史”的道理:“学
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
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
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所谓“五史”,是指《周官》所载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
是政府中地位较高的职官,“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
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所谓
“府史之史”,是指《周官》所载政府中地位低下的底层服务人员,“府
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章学诚认为两者各
有所职,而“府史之史”更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卿、士、大夫讨论
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五史以卿、士大夫之
[1] 章学诚:《与汪龙庄书》《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3、104页。
[2] 章学诚:《经解中》《原道下》《博约下》《〈亳州志·掌故〉例议上》,《文史通义新
编新注》,第81、104、119、1001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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