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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立儒道之极也。”又说：“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
垂其教邪？”章氏最在意者为“事功”与“行道”，是故又说：“则政教

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夫天下岂有离
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

[1]
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我们知道，章氏一生最用心探讨的正是“著述之
道”，他的高见却是，六经启示人们不能离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而

空言“道”。后世所谓“载道之书”所谓“六籍”，乃是已然偏离道体
[2]
的“言”“说”，是所谓“空言著述”。 与之不可并论的是，“三代以
前”的六经乃是“器”，其可贵之处，正在可以“由器明道”，其所谓
“器”，正是指的“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从章氏一再强调“道”“器”

为形影不离之关系，可知“六经皆器”之说意不在贬经，不过是反复申言
必须找到明“道”的正确道路而已，也就是必须准确领会六经的启示意

义，即确立对六经的正确态度而已。所以他既批评“儒家者流”私据六经
“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也批评“而诸子纷纷则

已言道矣”，均为“舍器而言道”，因为“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
也”。还批评宋儒对“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之因噎废食的态度：“宋儒

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
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 [3]

章氏不单从六经的启示中找到了明道行道的原则，而且试图由此阐明
“原道”的具体途径。他说：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

[1] 以上均见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101页。
[2] 章学诚：《浙东学术》有：“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
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云云，可以参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2页。
[3] 以上见章学诚：《原道中》《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102、104—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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