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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于是，治法
莫备于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

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人数，而缙绅所
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

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
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 [1]

所谓“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实从“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

之史也”的见解发展而来，可知，此种见解实本于其修志的实践。我们更
不会忘记章氏曾自抒怀抱：“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

[2]
书记。” 其一生际遇不是任书院之讲席，就是替基层官员编纂书志，也
正约在“史臣”与“书记”之间，而实近于“书吏”。这充分反映了他本

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其由此参透经义大道的自任与自信。所以，章学诚之
解经原道虽然遥遥地根源于“三代”，其通经致用的经世趋向却踏实地指

向当代，且深深寄寓了其一生的志愿抱负与身世感怀。是故“六经皆史”
之说，与其说是史家的卓见，不如说是“书吏”之危言。 [3]

三、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时代意义

我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了解已经触及了颇具个性的感伤情

节，但是若不深入考察他对身处的时代与时代潮流的整体见解，则仍不能

[1] 章学诚：《〈永清县志·六书〉例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8页。
[2]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42页。
[3] 张尔田认为“章氏只知六艺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是将孔子大圣人视为“抄
胥”了：“以抄胥为圣人，宜其推大成于周公而不知孔子为万世之教祖也。”故颇表不满之意。
（参见张尔田著，黄曙辉点校：《史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其实，
章氏的见解正是要从“抄胥”入手，通经致用得道经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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