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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能接受所谓以“六经”为代表的“著作之林”——“史学”，会是从“史
料”角度立论的。这里所谓“六经”显然是指经过“圣人”孔子所“定”

的六经，其目的或功能为“垂训”，取材为“六种之史”。这里确实容
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因为正是这“六种之史”很容易让人有“史料”的联

想。但是只要明确分辨章氏“史学”与“史”之别，圣人所定与未定的六
[1]
经之别，则章氏的看法或为一切“著作”皆是“史学”。 无论如何，这
的确是一种相当违背常识的看法，也可能是一种冲动的颇为夸张的感想，
甚至是一种相当罗曼蒂克的抒情，未必能够真正代表章学诚“史学”理论

的成熟的理性表述。这段表述分明流露出常常苦于谋不到“官书旧生业”
[2]
的章学诚一时志得意满的心理状态 ，当然，他更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
式表达了他自尊所业的专业思想。关于这一点，只要联系同年稍早他给洪
亮吉的信以及《论修史籍考要略》等文献来看就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

“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
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 [3]

看来他的“新解”，与其对形式化的“四部”分类所造成的不可会通
的“末流”之弊的一贯反思息息相关，所以他会如此激烈地攻击这“四种

[4]
门户”。 而很可能对经尊史卑之格局尤其不能释怀，他在《论修史籍考
要略》中更明确地表达了“尊史”与经史会通的见解：

[1] 事实上，直到多年后，他才将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说清楚，在《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中
云：“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
而才见优者，入于史学而无不绌也。”而他在《报黄大俞先生》中所谓“才识之士，必以史学
为归”云云意亦近之。此两文均作于乾隆五十九年。（参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09、634
页）另外，《杂说》有“盖诸子风衰，苟有志于著述，未有不究心于史学者也”；《上朱大司马
论文》亦有“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云云。分别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55、767页。
[2] 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3] 《与洪稚存博士书》，《章学诚遗书》，第222页。
[4] 我们对此种带有“复古”精神的“文史校雠”之学的见解并不陌生，而如此这般的思考方
向，已经见前述章氏早年《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以及《〈藉书园书目〉叙》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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