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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章学诚引经据典地讨论史家“述作”之“道”，
“述”“作”之方是缺一不可的，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谓“述作殊
方”，一言以蔽之，“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而“史
官法度”之所以“不可易”，正由于“古者史官，各有成法”。此“法”
又为何“法”乎？正是前文已经引及之“周官掌故”之法：“《周官》六
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
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所以孔子之“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
不作”，就是面对“不可易”之“古者史官，各有成法”的“周官掌故”
[2]
而说的。 我们可以论断，所谓“六经皆史”说首先是就章氏所要揭橥的
史家尤其是其鼻祖孔夫子的“述”道的理论概括。在《校雠通义》中则作
了这样的经典表述：“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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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 此处所谓“文”字实不容轻忽过去，“六
经之文”中的“文”正是章氏取用孟子所引的“其文则史，其义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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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之” 中之“文”，是出于“古者史官”而本于王官学的。而“六
经”之“义”则显然与孔子有关，在此，如果区分了孔子“未删”之“六
经”与孔子所“定”的“六经”，意义就更显豁了：“夫子未删之《诗》
《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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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 所以切不可以为章学诚心目中的孔夫子
是只“述”不“作”的，而他要彰显的史家“作”道，即所谓“辞文旨
[1]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八：和州志三》，《章学诚遗书》，第572—573页；又见章学诚：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列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31页。
[2] 参见《礼教》对此类见解的发挥，《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2页。
[3]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75页。
[4] 参见章学诚：《言公上》有关文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02页。
[5] 章学诚：《答客问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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