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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主张与当时蔚为壮观的以四部分类为编辑原则的四库馆治书工程不能合
辙，因此在这些地方透露出深刻的批评之意与桀骜的坚执之志，而不必如

学者所说“当时”“没有（大概是不敢）发言指责”，而到晚年才畅所欲
[1]
言。 信心十足的章学诚显然是掌握了“道”枢，才能如此居高临下地针
对“无实之文词”与“泛滥之记诵”而“持风气”了。他的独门秘诀就是
酝酿已久的道器合一的“六经皆周官掌故”观念：“夫古者官府守书，道

寓于器；《诗》《书》六艺，学者肄于掌故而已。” [2]
而正是秉持着这一观念，使他有底气批评他所久仰的经学大师戴震

[3]
“不解史学” ：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
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

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
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

存有司，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
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

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
知意之人与论作述之旨哉！ [4]

这段话出于《答客问》，章氏又有意旨密切相关的《释通》《申

郑》，都是缘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章氏36岁———引者）在杭

[1]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91页。
[2] 这一观念成为日后诸种成熟见解的立论根据，像《经解中》所谓“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
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等见解以及《原道中》中赫赫有名的“六经
皆器也”之说都是由此发展来的。
[3]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4页。
[4]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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