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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州，闻戴征君震（即戴震———引者）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
[1]
志》”而做的。 近有学者重新考证这三篇文字的撰著年代，认为大体写
[2]
成于乾隆四十八年或以前，而非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间的作品。 如
作者所考证，则此处“六经皆史也”这一论断，为已知章氏文献中关于此

说之最早的明确文字表述，的确值得重视。也诚如作者所说，此论断在此
说明的是“理事合一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道器合一”的关系。但

是只要不以辞害意，章学诚关于六经为“道器合一”之典范的看法，实本
于“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

即器而明道耳。”所谓“典章事实”就是来自“周官掌故”，“六经皆史
也”之“史”字就是对它的概括。

而章氏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如此主张并如此表述，很可能与他和戴震
之间的史学与经学之争有关。而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弄明白章氏

意味深长地提到的“作述之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开
篇就说：

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比事属辞，《春秋》教

也。”言述作殊方，而风教有异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
书，不知其人可乎？”言坟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

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
子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

[1]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2页。
[2] 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第81—82、119、156—157页。但是作者由此大张所谓
“六经皆史”与“六经皆政典”为各自独立的命题、“六经皆史”之“史”字不可等同于政典
等等新说。（参见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第7章“章学诚的道学”之第一节“六经皆史与
六经皆政典”）诸说对此命题的疏解叠床架屋，反而徒增纠葛。与胡楚生“推本于章氏‘官师合
一’的说法，也更要溯源于章氏‘道器合一’的观点”对“六经皆史说”所作的阐义相比，大为
倒退。参见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第12节，台北：台湾学生书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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