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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臣讨论圣上钦定，不便过于决绝，但此处显为两可之说、未定之见，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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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致钱大昕的信中力主《七略》《汉志》之说大相径庭 。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十二日，清廷开馆校核《永乐大典》，高宗确定他日采录成编，题名
《四库全书》。谕中有曰：“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

[2]
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 一主《七略》，一主四库（部），其
不合也必矣！此谕可以说注定了章学诚难逃日后寂寞的命运。

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第二年，执著而自信的章学诚就将上述想法又
“推行”到《和州志》上去了。真是愈挫而愈奋，在乾隆三十九年季夏之

月所写的《〈和州志·志隅〉自叙》中，章氏直抒胸臆：

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
谓规矩方圆之至也……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

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
也……呜呼！迁、固、向、歆不可作矣。诚得如刘知幾、曾巩、

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
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可以昌明。 [3]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他

所师法的古人，决不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幾，而必欲由“刘
知幾、曾巩、郑樵其人”上攀迁、固、向、歆而追本孔夫子。所谓“《春

秋》经世之学”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进一步明确其旨趣，

[1] 上文提到章氏在27岁时已有“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的想法，同年略
后或次年《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议征文”一条，进一步主张“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
《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
有裨文献耳”。（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40、857页）章氏一以《七略》为归之志愈益坚
定，而其“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的准备也是由来已久。
[2] 参见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3] 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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