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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名，于名下标注他们的始见和终结年月。二是分别标出帝纪中的有关大制
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等内容，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标注它们的

始终年月。三是有关两国聘盟、交战等内容，约举年月，系事隶名。四是
在一帝纪中不能包容首尾的人和事，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标注其终结于某

帝；而在其结束的时候，标注始见于某帝。至于那些在一个皇朝无法包容
首尾的事和人，也仿照这种做法，详注其终始于哪朝哪代，然后把《别

录》置于每帝纪之首，可收按类区分的效果。
（三）“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

章学诚对中国史书中的纪传体体裁用功最勤，深究积弊，认识到必
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才能奏效。于是他下决心探索新体裁，提出了完

整的方案：“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
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

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 【43】 可惜章学诚临终之前没有来得及结
撰此篇，详情无法得知。但其主要宗旨在《书教》篇中有所阐述，我们

可以借此观其概貌。
章学诚继承了前代史家思想，强调纪传体的优长，仍主张采用纪、

传两部分内容作为新体裁的构架。但却在具体内容上别出心裁，充分显示
了注重史意的独断之学。刘知幾认为纪传有尊卑之分，纪中只记载帝王之

事，传中只列人臣事迹，绝不能相混，否则就是体例不纯。章学诚则说后
代纪传二体泾渭分明，只是体例的不同，根本不关乎尊卑褒贬之义。如果

说纪尊帝王，那么帝王生身之父往往被尊为太上皇，列祖列宗被谥为先
王，也应该为他们作纪了。因此，他主张：“本纪只当式法《春秋》，上

备天道，下系人事而止。即帝王一己之事，不关大书特笔例者，皆不当以
入纪”，“帝王之事，于本纪外，必当别为列传，冠于后妃、宗室诸传之

首” 【44】 。
刘知幾主张传应当只记人物，被史家视为成法。章学诚则反对“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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