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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编年体史籍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克服
了纪传体的缺陷。纪传体成为史书体裁的主流以后，历代史家相沿不废，
又渐渐产生了弊病。“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
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
可神，方不可智。” 【26】 另外，纪传体本身也存在问题：“分以纪、传，
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
为其体之失者也。” 【27】 对此，后代史家具有明确的革弊意识。北宋司马
光撰《资治通鉴》，总结和继承了《汉纪》《后汉纪》的成就，并把历代
纪传体史书中分散在纪、传各部分的同一史事集中起来叙述，同一人物的
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始末完整地系在该人该事纪年起讫时间下面，不仅扩
大了编年记事容量，而且体例更为成熟。由于《资治通鉴》“合纪传之互
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 【28】 ，成为历代编年体史书的集大成之作。司
马光创立的新编年体史法，为后代史家继承，沿至清代不绝，难怪章学诚
总结这一体裁的辩证发展时说：“今之编年，则又合纪传之类从，而齐之
以年者也。” 【29】
（三）“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
史家怎样认识史书的发展及其优劣，关系到本人史识的高低。章学诚
评价史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30】 ，并非仅仅
局限于体裁本身，而是看各种体裁如何更好地反映史学内涵。由《春秋》
发展到《汉书》，再到《资治通鉴》，一方面表现为两大史书体裁相互取
长补短，共同完善；另一方面表现为史书体裁久则生弊，不断衰败。章
学诚对此有深刻地认识，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
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 【31】 所谓“神奇”与“臭腐”，用章学诚自
己的话注解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 【32】 。他用这种方
法评价史书体裁，包含着辩证认识。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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