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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中。章学诚认为，虽然二书史料价值不高，作者只不过把这些内容随手编
录，未必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却恰好实践了刘知幾的主张，收到了作者始
料未及的神奇效果：“诸家杂纂，不拘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
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 【36】
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认为只不过是把司马光《资治通
鉴》中的史事区分事目，加以完整编排，根本算不上史学，只能称为史钞
史纂之书，在史学理论方面没有创获。但是，袁枢在史书体裁方面却有可
贵的创新，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裁。这种体裁具有两个优点：一是能够弥补
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固有的缺陷，原原本本地完整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
末原委；二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记载事目，体例运用灵活。章学诚评价
说：“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
《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
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
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 【37】 正因为纪事本末体具有上述优点，
所以一经产生便受到史家们青睐。明清二代史家不仅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载
当代史事，而且补作了前代史书，蔚为壮观。
三、关于史书体裁创新的设想
章学诚在不断探究史书体裁的基础上，萌发出创新史书体裁的设想。
其主要想法如下：
（一）“纪传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
纪传体史书虽然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主体，然而这种体裁本身存在着
弱点。纪、表、志、传分书，势必会把一事之内容分散在四体中，不相
连贯。史家欲求史事前后照应，只能采用自注形式，相互标注。刘知幾
认为这种做法不足取，批评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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