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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实，造成鲁鱼亥豕的谬误；依检其图，洞识名物，学无空言。
章学诚在史学实践中得出了辩证认识，启发了创造意识，发展了史

书体裁。新体裁中纪传、图、表相互发挥，表不详而系之以文，文不显而
实之以图，体例更加完善，反映出18世纪历史编纂理论水平。但他并未停

留在理论阶段，深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51】 。他所修撰
的《湖北通志》，充分体现了史学体裁创新思想，特立《宋陈规德安御寇

传》《开禧守襄阳传》《嘉定蕲难传》等篇，与湖北人物传并列。而且又
在各传末尾作人名别录，按类标注。这是中国史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优

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他还准备用创设《别录》的方法研治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用新纪传体方法改编元人所修《宋史》，这些虽然没有

来得及完成，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其功仍不可没。

四、关于史书义例发展的思想

史书的体裁和义例，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研究史书体裁，必然
要涉及史书义例。在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义例思

想，不研究这方面内容，就无法全面认识其史学编纂理论。限于篇幅，只
能择要分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史之类例。史家撰写史书，是采用通史还是断代体例，这是
由史家的旨趣和视野决定的。自《史记》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史

学批评家围绕通史和断代史两种作史义例衡长较短，仁智互见。刘知幾曾
经区分史学流别，把唐代以前的史书分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

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把南朝
梁武帝《通史》、北魏元晖《科录》和唐代史家李延寿《南史》《北史》

归入“史记家”，作为通史看待。章学诚继承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对
通史义例的认识更加明确，区分也更加细致合理。他认为刘知幾“六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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