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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注之先河。《史记》《汉书）乃父子相传的专门家学，前者有徐广、裴
骃为注，后者有应劭、服虔作解。魏晋以后，家学失传，作者蜂起，笔

削缺乏严谨，宗旨比较浅显，故不需注解，前无师承，后无从学。唐宋
以后设馆集众修史，只知比次日月，摘编案牍，冗滥抵牾，史书只剩下

一个体例空壳。物极必反，别注之例失传，史家修史只能借助于自注。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范冲修《神宗实录》，都自撰《考异》，成为

后世遵循的义例。
章学诚认为史学应当广泛采用自注体例。自注可以保存修史裁剪的

史料，不致散佚不存，使后人可以见到先世藏书概况，用以校正史籍艺文
著录的优劣得失。自注标明取舍材料，可以看到作者所掌握的材料是否丰

富、运用材料是否得当、存在不存在剽窃他人著述的缺乏史德行为。所以
他极为推崇自注义例：“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

哉！” 【55】
三是列传之增例。章学诚继承家学，对纪传体史书各种体例禅精竭

思，颇多创新。他主张删去书志、更当立图以及在帝王本纪之外另立帝王
传等义例思想，已在上节叙述，不再重复。他建议增立史官传，其义例值

得重视。纪传体史书的义例，自《史记》创始以后不断丰富与完善。章学
诚生活在18世纪，认识比前人更加深邃。他指出，范晔撰《后汉书》，

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人史书；唐修《晋书》，整齐王
隐、虞预、何法盛、干宝、陆机等十八家故事。然而《后汉书》《晋书》

并没有条别诸家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尤其是后来聚众修史，更应标明某
纪某志编之何人，某表某传撰自谁氏，以便后人考其臧否，评其功过是

非。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后人为前朝史家作传时，必然能够看到他们的
撰著材料，明晰史事原委，足资考证，若把这些内容集为一传，或单独一

人立传，或诸家集体立传，则能让时人明其宗要，后人知其故迹。若不及
时编录，就会散亡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官传，荒略太甚。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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