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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戒而审趋舍”的观点。宋代志家对修志的方法也进行了条理化的总结，周
应合在完成《景定建康志》后，写了《修志本末》，规定了修志的四项程

序，即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他更具体地提出了操作程序是
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依次为地图、年表、十志、十传。传之

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解，表之后又编入时（年时甲子）、地（疆土分合，
都邑更改）、人（牧守更代、官制因革）、事（著成败得失之迹，以寓劝诫）等四项内

容，使后来修志者更能有所依傍。
南宋以来，志家对方志的了解益深，观点也更明确。《新安志》的撰

者罗愿在序中主张不能把志修成资料汇编，而是要由具备一定学术水平的
学者加以取舍和编纂。这对目前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宋时期志家的意见，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开展，树立了方志的模式，
对方志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到了元代，修志事业无论编纂，还是理论探讨，都有新的进展。元修
《大元大一统志》就是为了“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

知生长一统之世”；使臣民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
维，以持一统”。这是明白地宣示修总志的主要目的是为元朝的长治久

安、基业永固。元代的志家十分重视志书的实际效用和编写目的。如李好
文在《长安志图》中就反映农田水利的实际，认为这是“泽被千秋”而不

可遗漏的内容，所以在卷下列了不少有关内容，有经渠总图、富平石川溉
田图、渠堰因革、用水则例、设立屯田等目，为一方民生国计立论，具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其“资政”的目的非常明确。郭应木在修《宝安志》后
则认为志书所载内容会引起后人的议论。“某也仁，某也暴，某也廉，某

也贪，某也才，某也阘茸”，能产生“闻之者足以戒”的教化作用。有些
志家往往借评论前人著作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如许汝霖在其所撰《嵊

志》的自序中即批评宋高似孙所撰《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
“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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