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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研究概览

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和内容方面都远远超过了隋唐，所谓“方志之书，
至赵宋而体例始备”（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即指此而言。它一变

隋唐以前“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的状态，而将自然、历史、政治、文
化、人物等汇于一编，即由地理扩展到人文、历史方面。它上承历代志书

余绪，宋人朱长文所撰《（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序中说：“方志之学，
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

史。”此为后世修志创立了基础，在方志理论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的作用。许多学者在丰富的修志经验基础上，纷纷发表对修志的看

法，展开了对方志的性质、作用、目的以及编纂方法的探讨。
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视地方志为“博物之书”，他在为《河

南志》所写的序言中说：“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
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

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
倍，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

中认为地方志不只是“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而是应该
“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

俗之臧否”。他总括地方志有五大功用，即“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
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

得失之迹，垂劝鉴也”。这无异为修志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与要求，使方
志学理论初现其系统。郑兴裔为《广陵志》所写的序中说得更明白：“郡

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不特在“天子采风问俗”时，“借以当太史之陈”，而且还可使“后之来

守是邦者，亦俞乎其有所据依”。刘文富在《严州图经》自序中则直接指
出修志是为“告后之为政”。这就是说“资政”已是当时修志的重要功能

和要求，明确了修志的宗旨。宋人修志亦很重视志书的教化作用，吴子良
在《赤城续志序》中提出修志是为了“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悟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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