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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四川崇庆县人，曾记述远古到东晋穆帝时的巴蜀史事而撰成名著《华阳
国志》。他在该志的序志中说，编志有“五善”，即“达道义、章法式、

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明确地提出编纂《华阳国志》就是为了“资
治”。这是常璩对往昔志书所作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修志工作所提出的

规范和要求。
隋唐时期，人们对方志编修的“求实”要求日趋明显。如《文选·吴

都赋》的“方志所辨，中州所羡”一语的注中，对方志的概念作出了实事
求是的界定说：“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载者”，认定方志就是地方性资

料的如实记载。也有人对以往不求实的学风进行了批评，如颜师古在《汉
书•地理志上》注中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

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
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强调了“求实”的编纂态度和方

法。唐朝名志《元和郡县图志》的主持者李吉甫在该志的序中说：“尚古
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

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他指出修志应避免巧伪失实而“求
实”。他认为方志的作用应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

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表明了志书的“资治”作用。与李吉甫同
时的元稹在进《西北图经》和《西北边图》时，即向皇帝陈明这些图经的

作用：“衽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观；游幸之时，倚马而山川尽在”；
“若边上奏报烟尘，陛下便可坐观处所”。这充分证实当时修志是以“资

治”为目的的。
有些著名学者还很强调志书的“求实”精神，如史评家刘知幾在其所

著《史通·杂述》中即指出：“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
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明确指

出方志性质的著述中巧伪失实的问题，反映了求实的意愿。
宋代是方志盛行的时期，不仅有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很发达。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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